下午，从孔维真家回来，我和郭丽英还没有走到武汉化工学院门口，就看见齐国香迎面走过来，她是来接我们的。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为人诚恳，善于帮助别人，和她接触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
走进学院门口，不到三十米就是一个高台阶。沿着台阶上去，映入眼前的是一座教学楼，楼的右侧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泥马路，路的两边都是树。马路的左侧应该是学校的教学区域，由于被树木和楼挡着，里面的面貌难以窥见；马路的右侧是一片地势比较低的区域，沿着这条马路往纵深走，走到右侧有台阶的地方，沿着台阶下去是学校的图书馆，再往东走就是教职员工的住宅区了。
刘洪涛，男，遇难年龄18岁，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系88级（40882班）本科生。1989年6月4日凌晨一时许，在民族文化宫附近遇难，被从北京邮电医院领回尸体。
在路上，齐国香告诉我们，当他们知道孩子死了，他们如遭到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人都蒙了，无法到北京处理善后的事情，在西安交大工作的二姐代他们去北京，孩子的遗物二姐也没有让他们看，全在二姐家里替他们保存着。
我们来到齐国香家，她的先生刘仁安在家中等候我们到来。他是一个中等个头儿、头发花白、面貌和蔼、非常质朴的一位老知识分子。他的身体不太好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；霉菌性鼻窦炎因有心脏病不能做手术，经常头晕，已经影响到视力、听力。因为身体的关系，他很少下楼，家中一切操劳之事都是由他的夫人一手承担。
一阵寒暄之后，我们请他们先从1989年开始，讲诉他们二儿子刘洪涛的遇难情况。其实，我们也不忍心这么做。每到一个家庭，让这些父母亲们讲诉当年他们孩子遇难的情况，让他们隐藏在内心的伤口再一次被撕开，实在是很不人道的，但是，为了见证历史，我们必须要这么做。所以，每一次离开被采访的家庭，我们都会对他们说：请放下悲伤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好好地活着，你们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孩子的沉冤被昭雪的那一天到来！
“1989年民运开始，我们给孩子写信，让他好好学习。他回信说：我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，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，我们是向国家表达我们的夙愿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在天安门广场上，他负责维持秩序，他们的责任是在第二线负责保证绝食学生的安全。在广场上，他几乎没有睡过觉，吃饭也成问题。”他的母亲齐国香首先说。
“我是比较保守，因为年纪大一些，经历过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。我写信告诉他：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了解国情，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，是有大家共同觉悟起来才行。他不能理解我的这番话，他写信给我：如果大家都等着别人行动，自己坐享其成，那怎么可以呢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：游行时大家都做观望派，那就没有人去游行了。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。他从学运开始，一直参加游行。”父亲接着说。
“我们都不知道北京的实际情况。5月28日，洪涛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回来过了两天，他的父亲见到这位同学回来，很不高兴，觉得学生应该好好学习，说他在电视上看到已经发出学校要复课的通知。当时，我还和他的父亲吵了一架，不想让洪涛回去。吵架后，儿子就走了。6月3日晚上，为了阻挡军车去天安门广场，在民族文化宫附近他和别人一起去搬路障，他的个子比较高，身高有1米76吧，被打中双腿，在场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市民把他送到邮电医院。我的二姐回来告诉我，据说是上面有指示，不让抢救，医生问他是哪个学校的，当时他还有意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学生证给医生看，没有抢救就死亡。”
“您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“5号，我们学校基础系的书记通知我们的，他告诉我们：你们的小孩受伤了，我陪你们到北京去吧。后来，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告诉我们：洪涛已经死了。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当时我就不能走路了。”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们讲述着当年孩子的点点滴滴。
“你们的孩子在小学或中学是不是跳班了，他进入大学的年龄好像偏小一点。”
“没有跳班，他是71年生人，6岁上的小学，小学读了五年。17岁考上大学，是88级大学生。当时他的高考成绩是586分，比清华录取分数线要多50分。”
刘仁安夫妇俩告诉我们，洪涛的数理化、英语考得特别好，他们是学自然科学的，看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感到非常满意。原本他们不想让他考北京的学校，想让他考西安交大，因为他的姨妈在西安交大，他的年龄小，可以有个照应。但是，他不同意，他喜欢北京，要考北京的大学。报考的学校和志愿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告诉他们：光学工程是21世纪新技术。
“这个孩子从小就聪明、正直、有爱心，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，他和班里的同学关系都特别好。有一次，他的同学把他的胳膊弄骨折了，回来他一声不吭，不告诉我们。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胳臂骨折了，问他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原因。因此，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，他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。”
“您们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”
“我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，1966年毕业的，我们俩是同班同学。”
1968年，他们夫妻两人分到冶金部下属的一个生产特种金属材料的工厂，在贵州省的遵义市，是林彪721工程中的一个项目，属于保密单位。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们被分配到车间里去当工人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。1978年由于刘仁安身体不好，他们才离开遵义回到他的湖北家乡，到武汉化工学院教书。
他们共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小时候身体不太好，现在在美国；老三当年由于老二的事，夫妻俩心情一直不好，所以，没有花太多的精力管他，他只考上本校读大学，现在，在四川重庆工作，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人。目前，只有他夫妻俩相伴为生。
老二刘洪涛是他们心中最为牵挂的一个孩子，孩子们小的时候，由于忙于工作，无暇照顾三个孩子，他们把一大一小放在河北齐国香的父母家，唯有老二身体比较结实，从两岁多开始就一直自己带着他。那时候，他们还在遵义，他是他父亲心中最为疼爱的孩子。
“您们为自己的孩子最后一个字以林、涛、松起名，中间是一个洪字。”
“洪字不是同一个洪，音同字不同。我原来给洪涛起的名叫平涛，是想借此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思想。我的哥哥提醒我：现在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时代，你怎么能用平字，你怎么能反对搞阶级斗争。我听了哥哥的话改成了洪涛。”父亲说道。
谈起孩子小时候的种种情景，齐国香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她哽咽着告诉我们，孩子两岁多跟着他们，没有把他送到幼儿园里，上班时把他反锁在家里，快到下班时，他趴在窗台上两只小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外面，等待他们回家；只要他们一到家，他立刻就像撒了欢一样往外跑。由于年龄小，他把家里搞得很不像样。
洪涛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，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。他做事非常认真。在读中学时，他是生物课代表，班里养了两只兔子，他负责给兔子喂食。有一次，下大雪，等了很久他也没有回家，他们非常着急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等他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是去给兔子找草去了。雪地里都是他留下的一行行的脚印。
“二十五年了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我不敢看他的照片，看了我心里就难受，我根本承受不了。”父亲说。
“我在西安交大的二姐对我说：洪涛的照片放在我那里，你不要看了，看了你会受不了，你就没有了精神支柱；洪涛在你的心里还是活蹦乱跳的样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1989年，他28号回来，30号走的，他走时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。”母亲边哭边说。
我们采访的所有家庭，唯一没有孩子照片的家庭，就是刘仁安家。齐国香的二姐把孩子所有的照片都带走了。在他们的心里，孩子的形象永远定格在1989年5月30号那一天，孩子离家返回北京学校时的样子；但是，心里总有种期盼，期盼有一天，洪涛会活生生地站在他的父母面前，承欢于他们俩的膝下。
父亲刘仁安起身拿出了一篇追忆孩子的诗稿，说是在纪念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时，要寄给丁老师的文稿，里面表达了他的心声……他只读了几句就再也读不下去了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面对这样一位留下眼泪的父亲，可见压在他内心深处的悲痛有多深。
随后，母亲齐国香抱着一个小包袱过来，打开包袱，里面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。
她泣不成声地拿出一件又一件大小不同的衣服对我们说：“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他做的。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宽裕，孩子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做，还有书包是我用布块一块一块拼起来做的。我希望他们好好学习，我的儿子从来也不挑。你看这补丁，是我给他补的，他从没有说过什么。我想我的儿子啊！我的儿子的骨灰拿回来，我不敢看他的骨灰，不敢看他的照片。骨灰寄存了一段时间后，不给寄存了，只好把他的骨灰撒入长江了，让他随着长江的波涛去看看自由的世界吧！
“二十五年来，我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，每次做梦都梦见我的儿子回来，我抱着我的儿子对他说：洪涛你回来了，你没有死啊。醒过来一看是一场空。他是一片爱国之心啊！却遭到枪弹的枪杀，我们的冤屈到哪里去说啊！天理在哪里啊！我相信杀人的人没有好下场！”
郭丽英和她的先生刘仁安走过去把她扶起来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，看到他们夫妻俩悲痛欲绝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好难过。
六四大屠杀已经快二十五年了，齐国香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孩子的阴影，她在自己的家里，不能睡觉，只要一回家，满脑子不由自主就会想到孩子。
“别人我不恨，我就恨邓小平、李鹏，邓小平是刽子手！我喜欢历史，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是在和平时期出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。学生们手无寸铁，他们手里没有任何东西，你怎么就可以动用军队对他们镇压！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无论是老师和同学都对他评价很高，如果他手里有东西反抗了，你杀他；他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凭什么理由开枪把他打死！我的孩子是为国捐躯，别以为我们会忘记，我们根本不会忘记，只是在外面不愿意提起这伤心的事。二十五年了，到现在，国家也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起责任。”刘仁安接着说。
“六四过后，您们两位老人不但失去儿子，还受到监视，您们谈谈这二十几年来是怎么过的。”
“学校都对我们很好，也很同情我们，对我们也很照顾。孩子死了，我们的生活信念也随之改变了，我们也不想再评教授、评高级职称，不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。国家安全局的人派人监视过我们，90年代，有一次，我母亲九十多岁了，我回河北老家，刚到家，乡里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就来了，向我询问一些问题。后来，我的亲戚听到乡里负责安全的人对他说齐国香是被监控的，来问我，我说还不是六四洪涛被打死的这件事吗。
“2000年时，我们要去美国给大儿子带孩子，学校开证明证明我们夫妻俩表现，同意请有关单位给我们办理护照。办理护照需要十五个工作日，等我取护照时，没有我的护照，我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回答说是上级的意思。我又没有做违法的事，学校也有证明，你们没有理由不给我们办理护照；经过交涉，又过了几天护照才给我们。
“我到北京去办理签证，上车后刚把行李放好，有三个人走过来，问我到哪里去，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。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：你到北京后要小心点。我这才明白这三个人是什么人，是谁派来的。他们是来看我坐第几节车厢、几号座位，等他们走后，我和别人换了车厢，到北京后这才摆脱了他们的跟踪。
“我们的孩子被打死了，到现在也不认罪；我们的自由没有了。不过，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”
夫妻俩同声地向我们叙述着往事的经过。
“在国际社会，我们难属群体是做为天安门母亲群体被认同，我也知道您们是参加签名者，无条件地支持北京的难属所做的每一件事。多年来我们一贯坚持了三项诉求，要求真相、问责、赔偿。现在，我们想听听您们自己对这三项诉求的看法。”
“坚决同意！这是铁证如山的大事。当然要把开枪杀人的真相公布出来，要实事求是地说出来；要追凶嘛，要追究幕后的黑手，这个坎是绕不过去的；我们也要求国家赔偿。当年，北京理工大学给了我们一千块钱说是安葬费；我们的孩子被无辜打死了，应该给我们赔偿。”
我们共同提到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，在台湾实现民主化后，1995年，时任总统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公开向全台湾人道歉，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乱。人民群众是有同情心的，只要你真正为人民办事，你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：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。现在，台湾通过民选，国民党马英九上台执政，还不是国民党在执政吗。台湾的执政不是独裁统治，是要通过全民的监督，是通过你的执政纲领，被民选出。如果你不能为民办事，你就必须下台。
1989年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提到推翻共产党，只是希望改革，反官倒、反贪污，对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提出质疑，要求政府官员廉政，这引起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巨大反响乃至全国全民的支持，继而延伸到要求民主、自由，要求新闻媒体的开放，要求公民的权利。如果共产党是一个开明的政党，就应该利用社会的这一股凝聚力，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执政的问题。既然这一届政府遭到全民的质疑，说明这一届领导在老百姓心中已经失去了信任，不能为民办事，就应该下台。邓小平偏听偏信、动用军队对学生镇压，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，但是这一罪行希望习近平上台后，能对我们受难亲属有一个交待。
这两位老人是善良的，愿两位老人放下萦绕在心中的悲痛，高兴地活着，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，不要带着遗憾而去。
（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—5月15日